2003年的春天——4月12日初夜，“120”救护车拉走了病重的父亲。父亲在医院的前几天里，血压居高不下，脑颅有少量渗血终日混睡。
2003年的春天是惊心动魄的。
突如其来的灾难频频降临，伊拉克战争的硝烟未散，sars这个人类陌生的病毒，从4月中旬开始就像一团黑色的魔影从南方向北方蔓延。
那些日子似乎天都要塌下来了，到处弥漫着一种极其恐慌的气氛，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无不在关注同一个主题——sars——非典。
那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春天。
父亲住院的日子正是sars病毒肆虐疯狂时期，全球被感染的病例日趋增多，尤其是从4月20日起，每天都可以得到有关sars确诊病人以及疑似病人迅速递增的数字，疫情在扩展、死亡随时可能发生。
ars象一个无形的魔圈紧紧套在人们心口，尤其是京津地区、河北、广东、内蒙、山西是疫情重灾区。那段日子，凡是这些地区的人员外出都要进行严格的身体检查，就是到了外区也要接受暂时的隔离检查。医院——属于高聚集、高暴露人群场所，自然在人们眼里成了传播、蔓延病毒的可怕之渊，一般来说到了万不得已才进医院，那时侯，人们就象躲瘟神一样远离医院。
随着世界和国内sars疫情的发展，随着不断死于sars病毒人数的增加，人类对生命意义的认识已经不仅仅只是“活着”。
那段特别的日子里，人们对生命的珍爱、对死亡的惧怕似乎同时达到了半个世纪以来从所未有的高度。在狂虐的灾难面前，人类也似乎在朦胧中突然意识到活着是件多么美好的事情。
我想起了炮弹下一具具无辜的伊拉克平民的尸体。他们没有罪恶，他们安静地享受着上帝给予的那一份生活，他们没有被不可抗拒的自然灾难击毁、吞噬，他们却在sars病毒到来之前，成了rights of man之争的牺牲品。他们死得无声无息，没有人能记住他们的名字，在玩火者的眼中他们不过只是随时等待被屠宰的羔羊。其实，人类始终在和自然、敌方、甚至自身作着艰苦的抗争，人类渴求的明天又是什么样子的？应该是一个充满和平、希望、健康的社会，我永远不想闻到犹如伊拉克战争中散溢的腥。
sars病毒在全球的蔓延，无疑是一场大灾大难，和sars面面向对，又有多少灵魂不在无数次地祈祷与期待之中经受着命运的考验与洗礼。
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春季，人们减少了预定的外出计划，孩子们灿烂的笑容被厚厚的口罩遮住了。充满稚气的眼神游离在口罩的上端。
一个不同于寻常的春天，平时很少被光顾的口罩和消毒水成了枪手的走俏货，有许多药店清毒一类的药品常常脱销。记得一天早晨，我突然感到马路上的人几乎都戴上了口罩。sars。sars。灾难使这个春天掩去了多少笑容？我害怕没有笑容的世界。
就是这样一个2003年壮壮烈烈的春天，全球抗击“非典”，全民大动员，打的是一场轰轰烈烈的人民战争。电台、电视台、报纸等所有舆论工具头版头条都是有关sars新闻的报道。在这sars蔓延的春天，又是一天早晨你突然感到周围的环境变了，变得卫生了、变得整洁了，随地吐痰的陋习有所改变，车站、码头、电话亭、车辆、等公共场所每天都要进行严格的消毒处理，在极其特殊的形势面前的人们考验着自己的灵魂。
父亲住的医院里，清洁工轮班打扫擦洗，医护人员个个衣帽整洁戴着白净的大口罩，他们有条不紊地忙碌、忙碌之后在不停地洗手。据说sars病毒的传染性很大，主要是通过唾液喷射、近距离接触等传播的，勤洗手就是预防病毒的一种方法，所以那个时段里人们自觉地养成了勤洗手的好习惯，我也忙着去买洗手液。“勤洗手——预防病毒感染”的意识达到了半个世纪来从所未有的高度。这个春天，无论你走到哪里，那里就散发着各种消毒水的气味，平时我不喜欢来苏水那种特有的、怪怪的味道，但就在这个特殊的春天里，来苏水特有的气味却给我带来由于 sars病毒引起的紧张、恐慌之后的一丝安宁。
这个春天让人类重新认识自己。
在物欲横流当今社会，渐渐被遗落掉的人最起码的良知和理性，它却在sars病魔面前，被重新寻找回来。人们就在这个不寻常的春天里理智地克服灾难困苦，相互尊重、相互宽容，在人类共同的强敌面前，人与人之间多了些理解，多了些珍惜自己、珍惜他人，大家在说话时尽量保持一定距离，尽量避免相互唾液的喷溅，就是久别重逢的老朋友见面也不再握手相拥。
在生命与生命抗争的分分秒秒里，我国和一些科学先进国家积极地开展、配合了有关揭开sars之谜和预防sars疫苗的一系列科研工作。在生存与延续人类的同一个地球上，每一个人都有保护生命的权力，人类需要高科技文明的飞跃，需要超时空界限的理想，在共同的敌人面前没有选择。人类只有靠知识、理性与热情战胜灾难。
在sars期间，父亲住院的病房里经常有陪床的亲属们捎些外面的报纸来，每一种报纸的头版头条都是有关“非典”疫情的报道，大家趁病人熟睡后悄悄谈论着外面病毒蔓延的事情。有一次，我正和邻床守护病妻的一位大哥谈论“非典”，突然听见父亲在说话：“有那么严重吗？我不信。”啊。父亲，是什么时候醒的？我连忙转过头对父亲说：“您躺在医院里已经昏睡一个多星期了，怎么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呢。”父亲是个脾气很倔的人，平时少言寡语，有时还喜欢和我故意逗嘴，记得小时侯有好几次，明明是母亲错怪了我，他却执意偏向母亲一边。每次事到最后，父母还要硬逼着我向他们认错，否则，明天就甭想去上学。那时候，我心目中最大的灾难莫过于不让我去上学了，所以，我只有硬着头皮向他们“认错”，并且还要立下保证，或是口头的，或是书面的，永远不会记错，每次都是这样的结局。
我是从八岁起才和他们共同生活的，在这之前我一直和祖母住在故乡，有祖母的岁月是我一生中最幸福、最快乐的时光。由于长时间的分离，我和父母的感情之间，产生了一道很深的隔膜，说不清，看不到，但的确存在。
听完我的话后父亲说：“不可能，哪有那么严重，决不可能像你们描绘的那样玄乎。”当时我发现父亲说话的时候还闭着眼呢。因为一睁开眼睛他就会感到头晕，不过看起来病情是好转了，最起码不再终日混睡了，不然的话，他再想和谁斗嘴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我从小在父母的“高压政策”下长大，但亲情毕竟是亲情，血浓于水，自己的心依然在努力，直到此时此刻。

父亲说话的态度很硬，不像是一位病重之人，他非常清楚我不敢和他理论。对面的大哥张了张嘴还试图想和父亲讨个究竟，我连忙摆了摆手。父亲却在一番激励的言辞后安静了。
父亲在生活中是言语不多的人，性情甚至有些孤僻，他最大的缺点就是不让别人说话，脾气孤傲，所以得罪了不少人，看着父亲斑白的两鬓时，心中油然升起对父亲的疼爱，我的父亲一辈子都这么过来了，他就是这样一个开杠子铺的犟头。
父亲是著名音乐家，终身献身于音乐创作，他把艺术视为自己的生命，对创作一丝不苟，对每一个音符的处理极其严谨，一场排练下来，大家都会被他指挥得人乏马困，父亲不停地喊着：“重来”“重来”，不达到满意他是不会停下指挥棒的，再加上父亲平素不苟言笑，所以乐团里的人没有不怕他的，妈妈经常说：“难怪要吃点苦头”。

艺术陶冶了父亲优秀的气质，潇洒，帅气，也同时助长了他倔强、霸道、固执、不让人的坏毛病。面对病床上这样一位父亲，做为他的女儿只有缄口不语，因为我爱我的父亲，尽管他从来不让我。
躺在病床上的父亲以及和父亲一样躺在病床上、24小时需要别人照顾的病人，又怎么能了解sars灾难来势的迅猛。他们不知道医护人员和他的亲人们又是怎样克服心理上的障碍，把自己的安危搁置到最低程度，在传播病毒概率最高的区域进进出出。
俗话说，世上有几个不怕死的？开始几天里，我们还小心翼翼地戴着口罩，随着天气渐渐转热，在父亲住的两人间里呆着也闷热憋气。电视里说，16层口罩才能起到防护作用，没几天电视里又说在医院里只有重叠戴4个16层的口罩才能起到防护隔离的作用，爱怎么地就怎么地吧。索性不戴。后来我发现，在那段非常时期里，在父亲住院的那个医院里，除了有及少数人之外，渐渐地戴口罩的只有穿白大褂的医务人员了，但是我记得很清楚，他们只戴了一个口罩。我问过此事，回答是：“咱们楼不准发烧人员进来，再说这里是脑系科，相对来说是比较安全的……”后来我发现横在楼下大厅里的一块大牌子上写得清清楚楚：“发烧人员请到对过挂号”原来为了有效控制病毒的蔓延扩散，市里早已下令在一些指定医院里设立了发烧门诊。
在父亲病情稳定下来以后，母亲有两次来医院看过父亲，在此期间，母亲因为犯心脏病在家打点滴，两次母亲来医院都戴着口罩，我想，一人戴口罩等于没戴。sars病毒的传播力度是惊人的，只要有一个被感染，那么整个医院，包括在同一个时间段来过医院的，都得被隔离。天津最早被隔离的是武警医院，在那里发现了天津首例“非典”病人，一个从北京转院来天津做心脏手术的七十多岁老人，谁知道他把sars病毒带到了天津。后来，他死了，还带走了同病房的，又带走了抢救他的医护人员。
痛哉。痛哉。在那些乌云压顶的日子里，有许多优秀的医护人员日以继夜战斗在抗“非典”第一线，他们为了世界的安宁，为了他人的健康与幸福舍家奋斗，甚至献出了生命，令活着的人们时时记起他们，在sars猖獗的时刻，千千万万颗高尚的心灵令我感动，我默默祈祷：英魂永存。
为了照顾住院的父亲和在家打点滴的母亲，我照顾完母亲后马不停蹄急急朝医院跑，那段日子里自己真的感觉疲惫已经达到了及至。。
在医护人员和亲人的精心照料下，父亲出院了，那天是5月8日。把父亲送到家后大家就像过节一样开心，似乎一直悬着的心落地了，父亲的病情得到了控制，哈，他又可以摆出一副家长的威严和我斗嘴了，又可以英气勃勃地站在乐池里了……

人定胜天，这是唯物的。从5月底开始，肆虐无忌的sars病毒在全球得到了强有力的控制，每天的确诊病例和疑似病例逐渐减少，马路上戴口罩的也在逐天减少，人们又可以放宽心地交谈亲近，慢慢走出了曾有过十几层纱布的隔膜地带，走出了这个难忘的，阴霾密布的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