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这个名字从20xx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更是被大家广为熟悉。当然，他的作品一直都是被人赞扬的。而在他的散文中也保留了他独有的感性化写作风格，文字鲜活、率真，让人感到非常的有趣;下面是有莫言爱情散文，欢迎参阅。

莫言爱情散文：文学与牛

荣获了《小说月报》奖，十分高兴，但听说要写“得奖感言”，又十分犯愁。真是得奖不易感言更不易;不易也要写，为了这个我盼望许久的奖。

记得当年汪曾祺先生到我们班上来讲课，开首就在黑板上写上了六个大字“卑之无甚高论”，这句话出自何典我忘了，汪先生当时是说过的，但话的意思还明白。谈到文学，连汪先生这样的大家都说没有高论，如我这般蠢货，只怕连低论也不敢有。不敢有也得有，因为我的《牛》得了奖，因为我很看重这个奖。

俗话说吃水不忘打井人，得了奖不能忘了我放过的和我追过的那些牛。一谈牛，就难免谈到所谓的“童年记忆”，一谈到“童年记忆”就难免遭人耻笑，但无论多么聪明的人，只要一耻笑我，就跟对牛弹琴差不多，因为他们的话都是文学理论，而文学理论我根本就听不懂，不是装糊涂，的确是不懂，有好几次我想冒充一下阳春白雪，不懂装懂一下，结果弄巧成拙，让人摸到了我的底细，就像让贵州的小老虎摸到了驴子的底细一样。

我童年时期，正逢“文革”，大人垂头丧气，小孩子欢天喜地。我们那时的一个最大的娱乐项目就是吃过晚饭后到旷野里去追牛。当然是月亮天最好。大人们点着马灯在大队部里闹革命，四类分子趁着月光给生产队里干活，我们趁着月光在田野里追牛。那时候，就像我在《牛》里写的那样，牛是大家畜，是生产资料，偷杀一头牛是要判刑的，但生产队里根本没有饲草，革命时期，明年的生产谁还去想?就把那些牛从饲养室里轰出去，让它们去打野食，能活的就活，活不下去就死，死了就上报公社，公社下来验尸后，证明是自然死亡，然后，就剥皮卖肉，全村皆欢。

当然最欢的还是那些正在掌权的红卫兵头头，这些杂种，比正在挨着批斗的支部书记、大队长还要坏，死牛身上最好的肉都让他们吃了。现在想想，这也是应该的，当官如果没有好处，谁还去当?我们一帮孩子，吃罢晚饭，等到月光上来，就跑到田野里，追赶那些瘦得皮包骨头的牛。“文革”期间，地里不但不长庄稼，连草也长得很少，牛在光秃秃的田野里，吃不饱，学会了挖草根啃树皮，还学会了用蹄子敲开冰河饮水。

我们在月光照耀下开始追牛，起初我们不如牛跑得快，但渐渐地牛就不如我们跑得快了。我们每人扯住一条牛尾巴，身体后仰着，让牛带着跑，举头望着明月，犹如腾云驾雾，有点飘飘如仙的感觉。那些老弱病残的牛，很快就被我们给折腾死了，剩下的那些牛，基本上成了野牛，见了人就双眼发红，鼻孔张开，脑袋低垂，摆出一副拼命的架势。对这样的牛，我们不敢再追了。后来又出了一个谣言，说是有几个刚死了的人的坟墓让这些野牛给扒开了，尸体自然也让这些野兽给吃了。牛野到吃死人的程度，离吃活人也就不远了。因此我们的追牛运动就结束了。这个时期，中国基本上没有文学。

“文革”结束后不久，人民公社就散了伙，先是联产计酬，紧接着就是分田单干，家家户户都养起牛来，牛的身价猛地贵了起来。人民公社时期说起来很重要实际上根本不当东西的牛，重新成了农民的命根子。这个时期，正是中国的新时期文学的黄金时代。

90年代以来，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农民对种地失去了热情，年轻力壮的人，大都跑出去打工挣钱，村子里的土地，多被大户承包，再加上小型农业机械的普及，林果的增加和粮田的减少，牛作为主要的生产资料逐渐成为历史。现在农民养牛的目的，基本上是养肥了卖肉，社会的商品化，改变了牛的历史地位，农民与牛的感情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过去，人们常常诅咒那些杀牛的人，说他们死后不得好报，现在，杀牛跟杀猪一样，成了司空见惯之事。这个时期，我们的文学也失去了它的神圣和尊严，文学创作，也正在变成一种商品生产。

我马马虎虎地感到，几十年来，牛的遭遇与文学的遭遇很是相似，农民的养牛史，活像一部当代文学史。我估计会有很多人反对我的“研究成果”，太下里巴人了嘛。我也想阳春白雪，但学不会，只能是什么人说什么话。

最后，我想说，搞文学的同志们，不要悲观，更不要绝望，科学无论如何发达，农民无论怎样变化，为了耕田而被饲养的牛还是会存在的，因此纯粹的文学还是会存在的。我想《小说月报》之所以奖励我，并不是因为我的这篇小说写得有多么好，他们奖励的是我这种为了耕田才养牛的精神。

莫言爱情散文：第一次去青岛

第一次去青岛之前，实际上我已经对青岛很熟悉。距今三十年前，正是人民公社的鼎盛时期。全村人分成了几个小队，集中在一起劳动，虽然穷，但的确很欢乐。其中一个女的，名字叫做方兰花的，其夫在青岛当兵，开小吉普的，据说是海军的陆战队，穿灰色的军装，很是神气。青岛离我们家不远，这个当兵的经常开着小吉普回来，把方兰花拉去住。方兰花回来，与我们一起干活时，就把她在青岛见到的好光景、吃到的好东西说给我们听。

什么栈桥啦，鲁迅公园啦，海水浴场啦，动物园啦，水族馆啦……什么油焖大虾啦，红烧里脊啦，雪白的馒头随便吃啦……通过她眉飞色舞、绘声绘色的描述，尽管我没去过青岛，但已经对青岛的风景和饮食很熟悉了，闭上眼睛，那些风景仿佛就出现在我的眼前。方兰花除了说青岛的风景和饮食，还说青岛人的“流氓”。她说——起初是压低了嗓门，轻悄悄地：“那些青岛人，真是流氓成性……”然后就突然地抬高了嗓门，仿佛要让全世界都听到似的喊，“他们大白天就在前海崖上吧唧吧唧地亲啊……”这样的事情比风景和饮食更能引起我们这些小青年的兴趣，所以在方兰花的腚后总是追随着一帮子小青年，哼哼唧唧地央告着：“嫂子，嫂子，再说说那些事吧……再说说嘛……”她低头看看我们，说：“瞧瞧，都像磅一样了，还敢说给你们听?”

生产队里有一个早些年去青岛贩卖过虾酱和鹦鹉的人，姓张名生，左眼里有颗宝石花，歪脖子，有点历史问题，整日闷着不吭气。看方兰花昂扬，气不忿儿，终于憋不住，说：“方兰花，你天天吹青岛，但你是坐着你男人的小吉普去的，你坐过火车去青岛吗?你知道从高密坐火车去青岛要经过哪些车站吗?”方兰花直着眼答不上来。于是张生就得意地歪着脑袋，如数家珍地把从高密到青岛的站名一一地报了出来。

他坐的肯定是慢车，因为站名达几十个之多。我现在只记得出了高密是姚哥庄，过了姚哥庄是芝兰庄，过了芝兰庄是胶西，过了胶西是胶县，过了胶县是兰村，然后是城阳、四方什么的，最后一站是老站。但在当时，我也像那张生一样，可以把从青岛到高密沿途经过的车站，一个磕巴都不打地背下来，而且也像张生那样，可以倒背如流。所以，在我真正去青岛之前，我已经在想象中多少次坐着火车，按照张生报告的站名，一站一站地到了青岛，然后按照方兰花描画出来的观光路线，把青岛的好山好水逛了无数遍，而且也梦想着吃了无数的山珍海味。梦想着坐火车、逛风景是美好的，但梦想着吃好东西是不美好的，是很难过的。嘴里全是口水，肚子咕噜噜地叫唤。梦想着看看那些风流人物在海边上恋爱也是不美好的。

等到1973年春节过后，我背着二十斤绿豆，二十斤花生米，二十斤年糕，送我大哥和他的儿子去青岛坐船返回上海时，感觉到不是去一个陌生的城市，而仿佛是踏上了回故乡之路。但一到青岛我就彻底地迷失了方向。从我舅舅家那两间坐落在广州路口、紧靠着一家木材厂的低矮破旧的小板房里钻出来上了一次厕所，竟然就找不到了回去的道路。我在那一堆堆的板材和一垛垛的原木之间转来转去，从中午一直转到黄昏，几次绝望地想哭，汗水把棉袄都溻透了。终于，我在木头垛后听到了大哥说话的声音，一转弯，发现舅舅的家门就在眼前。

等我回到了家乡，在劳动的间隙里，乡亲们问起我对青岛的印象时，我感慨万端地说：“青岛的木头真多啊，青岛人大都住在木头堆里。”

莫言爱情散文：生活是一种态度

生活其实就是一种态度，悲与乐就在自己的一念之间，想通了也就是那么回事。

萧十一郎说，他从小就失去了爹娘，与狼生活在一起，狼是最忠贞的动物，就好像他一样，从小，他就学会了在苦中做乐，他清楚的知道世界的现实，他想要逃避，想要过宁静的生活，可是现实却逼迫着他向前，不允许他停止脚步。

我知道萧十一郎本就是古龙想象中的一个人物，可是这也是他自己形象的一种典范，年轻的时候受尽了颠沛流离的生活，到老通过酗酒来渡过余生，这也导致了他英年早逝。其实，比起金庸我是更加的喜欢古龙的，至少说，比起古龙，金庸是幸运的，所以，这也是他们写作创作风格的不同之处。

古龙希望过着平静的生活，能有家的温暖的生活，就好像就是小说中的萧十一郎，正因为如此，所以萧十一郎喜欢上了沈碧君而不是风四娘，因为沈碧君代表着善良、美丽、真诚。

因为看清了世界真实的面目，所以他总是与这个世界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保持在安全线内，他的要求不多，只想着平静的生活，想要一个家，这也导致了邪恶派连城壁的出现，其实连城壁也是一个悲剧的人物，作为一个保养的孩子，没有受到过一点的亲情，知道遇上沈碧君，这而，也是问题的根源。

多次被误会，不解释，因为时间会证实一切，多好次想要了断自己的生命，可是使命却让他不能如此。所以他就这样的坚强的活了下来。原着中，本来萧十一郎的结局本不是很好，这也让大师古龙很是不满，于是又着手写了续《火拼萧十一郎》，于是有了完美的结局。其实这也是古龙自己想要有的生活的结局，可是都不能如愿。

生活其实就是如此的现实，现实得让人可怕，可是我喜欢萧十一郎的那个角色，苦中作乐，也许我是应该学习一下他的精神，学习他对于生活的态度，虽然我是没有什么护刀家族的使命，但是至少我应该为我的事业想一想。世界上的人那么多，品种又是那么的多，我能考虑的又能有多少呢，学着与这个世界保持着一定的距离，至少不要让自己受伤，不要让自己轻易的受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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